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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实:中国人的故事,还是“人类的故事”?

日本足球联赛直播 2014年09月03日08:48 来源:中国作家网 殷 实

  李晓桦的《世纪病人》让我想起艾伦·金斯堡《嚎叫》的首句:“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我自忖,艾伦·金斯堡诗中的“他们”——那些杰出头脑的拥有者,似乎并不仅限于在酒精、毒品、性开放、民权运动和反战之类“时代内容”中迷茫挣扎的一代美国人。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这句诗同样有一定的适用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也存在过一个群体庞大的“他们”,同样有自毁于或被毁于疯狂的杰出头脑。这些人是各不相同的,在后来又都不幸被符号化了,以至于已经面目全非,单调乏味。但他们——至少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很多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在濒于疯狂状态下展开了自己,不甘成为庸众中的一员。

  《世纪病人》这本自传体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既有充分的代表性,又没有过分被时尚潮流和怪异政治文化所抽离,是一个很有意味的个例。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其自传性,也就是它所触及到的社会内容和人性事实方面。这个被寓意为“病人”的世纪人物,正好可以作为一种病理结构,李晓桦把一些类似切片的东西放到了显微镜下。这样的叙述,就社会学意义来说,其价值要远高于许多虚构作品。在中国,一个质本洁来的青春少年,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发生变异的?这是个可怕的问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能就是上山下乡、当兵、喂猪、伐木、修水坝、去打仗等等。那一代人今天已经开始衰老了,他们的热血与激情,他们的理想和梦幻,都做了怎样的交代?又有什么样的回响呢?李晓桦的答案印在了书的封面上:“孤独是什么/就是你被世界开除了/谁的世界你也进不去/你自己的世界还没有造出来/只好站在世界之外/就是你自己把自己从世界里开除了”。这些诗句所包含的信息是极为明确的:孤独降临了,与之伴随的是如同暗夜般的存在感。作者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具有特别历史意味和社会意味的词:开除。只有一个希望得到认同、总是寻求归属感的人,才会因为被“开除”而感到幻灭和痛苦。这就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打在主人公心灵上的印记。

  这个被开除的人去了哪里?他去了自由世界,但也可以说是一个灰色的天堂,一个有点怪诞的避难地。在那里,也就是温哥华的华人社区,他发现,可以在菜市场遇见中国“裸官”和富商的无聊太太,甚至是携资外逃的罪犯。一个曾经的中国军官、一个誓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的热血战士、一个在自己的诗歌中写出了“在此,我谨向世界提醒一句/从我们这一代起/中国将不再给任何国度的军人/提供创造功勋建立荣誉的机会”的诗人,而今却为了把自己儿子打造得和自己曾经的敌人一模一样而奋不顾身:“我们举全家之力,我们投巨额资产,我们竭尽全力,哭着喊着跨过太平洋,就把我们的后代交给我们的对手了”,“我要让我的儿子把英语学的比美国佬还美国佬……我要让我的儿子与我们背道而驰。把我们的理想当粪土。”一个渴望自由的人,一个终于陷入了无限自由中的人,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式的囚徒,他的孤独和痛苦并没有因为牢狱条件的改善而有所减轻。在这里,李晓桦初步完成了他诗性的、悖论式的命题,也可以说是逼近了终极追问,尽管注定无解。

  这种旅居他乡极度的孤寂所催化出来的作品,到底是中国人的故事,还是“人类故事”?一直以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个命题构成了中国/世界、中国故事/人类故事之两端,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世界文明的定义者所认同的符码体系、价值体系,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很难套用。在这个意义上,霸权话语中的中国故事,要么是一种二手的东西,一种模仿“第一世界”语法修辞的生硬腔调;要么等同于某种稀奇古怪的部落传闻。在这个意义上,《世纪病人》这本书所讲述的只能是中国人的故事,这部自传体小说的更准确的书名可能是“中国病人”。这部作品中甚至没有一个实质意义上的西方人,对叙述者而言,他每天面对的是一些言语不通、无从对话的他者,他熟悉并且了解的只是一些客居在那里的同乡。那个北美国家的文明要素、人性事实、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都没有得到特别的展示——诗人的感觉似乎钝化了。

  当某个时刻,故事的讲述者如同奈保尔和库切一样,绝望地看到新移民的快速自我奴化及东方根性,看到西方人通过各种快餐先改变自己后代的胃口,继而改变他们的心灵时,这个故事差一点就够得上是“人类的故事”了,然而终究还是没有:作品中没有出现价值观的差异与碰撞,没有出现语言的矛盾或交汇,也没有出现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最重要的是,文本中没有任何在中国故事和所谓“人类故事”之间进行整合的意图。我们无法得到更加全面和客观的生命图景、世界图像。对中国读者而言,作品中的西方社会只是回流到大陆的一些飘零经验,这也是大部分居住在西方的华语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作品似乎总也无法触碰到西方世界的本质内容,只有在第三代华裔作家谭美恩的某些作品中,我们才可以体会到类似美国黑人文学、移民文学的味道,可惜已经和今日中国全然无关了。

  《世纪病人》描述的是一种个体的失败经验:一个人从生命理想的最高处不停地下降、掉落,军旅生涯和诗歌荣誉都不曾将他彻底拯救,因为他被迫卷入的历史本身,并不包含一种救赎的逻辑或机制。另一方面,由于铲除了原本驳杂的历史背景,当主人公在极度孤寂中获得了异常活跃的思维。绝望的狂想使主人公开始构思一个儿子,那是一个剥离了任何社会属性的、只服膺于自然状态的果实,而且在后来变成了现实——他后来真的拥有了一个宝贵的后代,一个货真价实的儿子。作者希望通过动用经济力量、权力资源,以无土栽培的方式,养育一个异己者,甚至可能是一个将来会与自己为敌的人。问题在于,当作品花了一些篇幅塑造这个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儿子时,该小说人物还是被屏蔽了——这个儿子的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他没有带来任何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好消息或者坏消息,他坐在电脑前,把自己关在了移民社区的一套住宅内,他背着书包去了学校,是一个在中国式望子成龙的父亲眼里晃动的符号,最终,他像一个纸船一样无声无息地飘走了。

  如此,作品同样未能触及中国故事的根本:个人的崩溃、修复与重建,以及社会的失败——更大的失败。文学或电影中“病人”的意思当然不是指身体方面,而是指向精神世界的。作品中那个尽职尽责的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爹、寄望于纯美式教育奇效的爹,他所奉献和承担的一切,到头来看上去依旧很“中国”。结果,作品中最初萌芽的自由意识演变成了无尽的虚无之感。如此“世纪病人”,如此“中国病人”,都很难与我们所说的真实世界建立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世纪病人》是一本关于失败的书,也是探测失败程度的书。上述全部关于“未竟之事”的文学追究,似乎可以因“自传体”这个缘故而获得谅解。至少,诗人出于诚实的本性,没有在这个关于人的故事中添加什么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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